清末民初，上海已經是重要的通商口岸，遠東最大城市之一。外灘十里洋場、花花世界、燈紅酒綠、熱鬧非凡。但黃浦江的對岸還尚未開發，隔江眺望浦東的天際，是無垠的稻田，間或點綴著零星的茅屋農舍。但若這農村地野中漫步，看到的卻不僅是花紅柳綠的田園風光，還有讓人觸目驚心、毛骨悚然的場景。那就是隨處可見的、散落在田間地頭的棺木。

這些沒有入土為安的靈柩，上面簡單地蓋著浮土和稻草，浦東民間稱為“宣棺木”，有些年歲久遠，棺木朽壞，尸骨赤裸裸地暴露在外，被野狗啃食，成為孤魂野鬼，也就是上海話中的“赤佬”，出門碰見“赤佬”，就是白日撞鬼，撞霉運的意思。

上圖_ 清末民初的上海

之所以有大量棺木橫陳于野，這是由于當地有停棺不葬的風俗。這種陋習清代民國遍及整個江南地區。

乾隆二十六年，江蘇巡撫陳弘謀發布的通告中說“江蘇地方停棺曠野，既無寸土，又無磚砌，日曬雨淋，棺朽暴露”。

光緒十七年，江蘇布政使在《通飭埋葬暴尸棺》告示中說：“照得蘇省各屬城鄉停棺不葬，此風最為惡薄，甚至鄉村田野，沿路停厝，日曬雨淋，以至尸骨暴露，慘目傷心，以此為甚”.

光緒《嘉善縣志》：“富者擇地不得，引柩寄庵，貧者浮厝，年復一年，尸棺暴露”。

光緒《杭州府志》：“杭州習俗，多不葬其親者”、“杭人停柩權厝”。

民國《南匯縣志》：“南匯習俗多停棺不葬，或蓋以草，或砌以磚”。

上圖_ 《杭州府志》 劉伯縉等修，陳善纂地方志

直到上世紀四五十年代，張國高先生游常州，記述道：“我游常州，在走往天寧寺的路上，沿途的荒郊，東陳西列的全是赤裸裸的尸棺，大有五步一棺，十步一槨的氣勢，有的地方還看見新棺兩旁，圍聚著一群貪食的野犬，在爭奪著挖棺覓食，這是何等驚人的場面！想起來這又是何等有礙健康的事！”

這種停而不葬的棺材，稱為“浮厝”或“權厝”。有錢的人家，會用磚石砌一小屋，用以安放棺木。這種小屋在杭嘉湖一帶往往白墻黑瓦，被稱為“白云葬”。而窮苦人家則如上文所述，或草草蓋以浮土，成為“浮土厝”，或蓋以柴草，成為“草包棺材”，還有的用竹竿支起草席搭成一個涼棚，置棺于內，形成一個簡易的停尸房。

上圖_ 《禮記》，據傳為孔子的弟子們所作，西漢禮學家戴圣所編

數載不葬為哪般?

漢民族長期以來的風俗都是講究入土為安，《禮記》上說“葬也者，藏也；藏也者，欲人弗得見也”，要讓死者安息在大地之中，不使人見其棺槨。可為何偏偏就這文風昌熾的江南地區，停棺不葬的風俗會普遍流行？

一則是受風水之說的影響。

多處地方志中，對此即已提及。光緒《無錫金匱縣志》記載：“親死久不葬，多為風水所惑”，光緒《石門縣志》：“邑巨家多信堪輿，而數十年不葬者”，同治《湖州府志》“有惑堪輿之說，而數十年不葬者”，光緒《金山縣志》“時惑于風水，有數代不葬者”。

古人認為，死者所在的陰宅環境，將會影響陽間親屬的禍福吉兇。故而人死后，親屬若一時找不到風水寶地，就寧可停棺不葬，怕葬錯了地方壞了家族子孫運勢。而這一停往往就是數十年數代之久。

上圖_ 《姑蘇繁華圖》,原名《盛世滋生圖》,是清代蘇州籍宮廷畫家徐揚描繪蘇州的繁華景象

二則是財力所限。

清代以來，江南可謂是中國人口密度最高的地區。嘉慶二十五年，蘇州府全境人口就達到600萬人，人口密度高達每平方公里1073.21人。臨近的嘉興、松江、紹興、太倉、寧波、杭州、常州也都是人口名列全國前茅的州縣。人口眾多必然導致土地資源的相對匱乏。人多地少的嚴峻形勢導致了地價高昂，寸土寸金。貧苦人家生無立錐之地，死后又能到哪里去尋萬年吉壤呢？

另外，由于江南地區經濟發達，所以導致了奢靡之風盛行，吃喝住用都要講大排場。紅白喜事更是要大操大辦。如《無錫金匱縣志》所言：“一殯之費，或破中人數家之產”。在厚葬風氣的影響下，家家視葬禮為畏途，停棺不葬就成了無奈之舉。

上圖_ 清康熙四年江南省

三則是地方有黑惡勢力，在喪葬時敲詐勒索，導致良善之家不敢安葬。

道光十年，湖州知府吳其泰就曾發布《嚴禁阻葬圖詐失火勒賠告示》說“向有地棍匪徒把持鄉曲，遇有民間喪葬，捏以傷礙來龍去脈，不容動土”，道光十五年，江蘇按察使裕謙也發布禁止阻葬告示：“茲訪聞吳江、震澤兩縣地方，每有攔葬之風……不拘大戶小家，辦理葬事，該處墳鄰地棍，輒以吃飯為名，恣意索勒”。這些阻葬圖詐的地棍匪徒，也是導致江南不少喪戶不敢下葬的重要原因。

上圖_ 《鏡花緣》 連環畫

各界反映，屢禁不絕

停棺不葬，一是違背傳統倫理道德，特別是和儒家倡導的孝道相抵觸；二是污染環境，影響衛生，容易造成疫病流行。在封建社會，就為社會上有識之士反對。

清代姚廷杰寫《教條條約》說為子孫者，使親人“骸骨暴露，雪壓雨漂，漠然不顧，抑何殘忍至此也”，倡導“急營葬以妥其靈”，違者鄉黨應該“協力共鋤孽類，鳴官置之重典，以為不孝者戒”。

小說家李汝珍在他的名著《鏡花緣》也對停棺之風進行批判：“庵觀寺院，停柩如山；曠野荒郊，浮厝無數，今以父母未曾入土之骨骸，稽遲歲月，求我將來毫無影響之富貴，為人子者，于心不安，亦且不忍”，提出“殯葬一事，無力之家，自應急辦，不可蹉跎，至有力之家，亦唯擇高阜之處，得免水患，即是美地。父母瞑目無恨，人子捫心自安”。

上圖_ 嘉慶年間刊行的《大清律例》

在法律政策上，《大清律》承襲明律，禁止停棺不葬，“喪葬；凡有喪之家，必須依禮安葬，若惑于風水，及托故停柩在家，經年暴露不葬者，杖八十”。但是這條規定沒有執行下來，形同虛設。

如康熙重臣李光地，康熙五十四年請假回家安葬母親，此時他父親已經死了三十年，也只是浮厝，未曾下葬，此番才打算一同入墓。而且這喪事因為找不到風水寶地，黃道吉日選取的問題，又整整拖了三年。高官尚且如此，何況民間百姓。

上圖_ 李光地（1642年-1718年），字晉卿

乾隆即位后情況出現了轉變，帝師朱軾，寫了一篇《停喪不葬文》，揭批停棺不葬的種種弊端，并針對有法不依，執法不嚴問題，提出針對性意見：至親棺木未葬者，書生不得參加科舉考試，仕宦者不得補官任用。朱軾的建議得到了朝中官員的紛紛響應。在重臣的影響下，乾隆皇帝下達圣旨，定性“惑于堪輿，購求風水，以至累年停棺”的行為是“愚悖之風，至此已極”，要求地方官員“必多方勸導，俾得按埋葬，以安幽靈，以盡子責”。

圣諭一下，地方紛紛響應。江蘇巡撫陳洪謀定《風俗條約》定“停棺不許過三年”，桐鄉知縣王鼎銘《嚴禁攔喪阻葬失火勒賠告示》宣布“毋得日久攢厝，暴露親骸……一經訪聞，概不姑寬”，河南虞城知縣發《勸諭停喪不葬文》要求三月內將未葬的棺槨埋葬，安徽歙縣知縣發《勸諭埋官禮》，要求士民盡快下葬。直到清末地方法令規章制度層出不窮。

上圖_ 乾隆皇帝（1736-1796在位）

可是這種停棺不葬行為，仍然普遍存在，屢查屢犯，屢禁不止。究其原因，

一是懲罰性措施不到位，清政府的措施主要是勸諭為主，處罰不過是杖責，而且大多是非告訴不處理。不少人呼吁的停棺不葬，不準科舉的措施，也長期在全國沒有落實下去。

二是地方性的政策往往都是運動式的執法，有些地方官員對違法不葬嚴加打擊，也制定了無錢官府出資埋葬的具體措施，如丁日昌在江蘇巡撫任上即是如此，但是政策沒有延續性，官員調走執行就發生了松動。

光緒年間《申報》就說“不謂律載綦嚴，上下遵之者鮮矣”。到了清末民國，兵荒馬亂，更是無法管理到位了。唯有解放后，對舊中國遺留的陳疴積弊進行了徹底改造，郊外棺木橫陳的亂象才得以斷絕。

作者：大獅子 校正/編輯：莉莉絲

參考資料：

〔1〕《清代江南地區社會問題研究：以停棺不葬為例》 王衛平 江蘇社會科學 2001.2

〔2〕《似葬非葬：清代江南地區的浮厝習俗》張傳勇 民俗研究 2009.1

〔3〕《清代喪葬法律與習俗》 劉冰雪 中國政法大學 2009

〔4〕《清代“停喪不得仕進”論探析——兼及清代國家治理“停喪不葬”問題的對策》張傳勇 中國社會歷史問題評論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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