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建華（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

【編者按】新冠疫情持續，對2021年中國考古的田野工作影響頗大。但考古人員積極復工，創造工作機會，全年的考古工作仍然亮點頻出。

繼“考古2019”和“考古2020”之后，澎湃新聞·私家歷史連續第三年與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合作，邀請9位學者撰寫“考古2021”總結性稿件，對過去一年中國的重大考古發現做全時段、全方位梳理，以饗讀者。

2021年，是中國現代考古學誕生百年，加之疫情持續的影響，“特殊的一年，別樣的忙碌”是對2021年考古工作的最好表述。從中原到邊疆、從城址到墓葬，隋唐時期的考古發現與研究取得豐碩的成果。

2021年，中國考古“百年百大考古發現”評選中，隋唐考古有7項，分別是隋唐洛陽城遺址、大明宮遺址、法門寺遺址、熱水墓群、甘肅敦煌、渤海上京龍泉府、新疆阿斯塔那墓群。“2021年度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隋唐考古4項入圍終評，最終有2項獲得“2021年度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分別是甘肅武威唐代吐谷渾王族墓葬群、新疆尉犁克亞克庫都克烽燧遺址。

城址考古

2021年的城址考古發現成果豐碩，隋唐的兩京長安、洛陽城多年持續工作，可謂老樹新花，更可喜的是像古州城、明州、新登古城、唐朝墩古城、北庭故城等地方城址和軍事防御城址考古也取得重要收獲。

（一）兩京城址

隋唐長安城的考古發掘有兩處：一是皇城太廟遺址，一處是大明宮西內苑。

皇城太廟遺址

為配合碑林博物館改擴建工程，在文獻記載的皇城內太廟區域發現一座規模宏大的夯土基址，在該夯土基址的西北隅清理出殿址，包括檐廊、磚鋪散水等遺跡。結合文獻初步推測大型夯土基址可能為隋唐皇城太廟建筑，這是隋唐長安城首次發掘的與太廟相關的遺址，為隋唐長安城的研究、保護和展示提供了極為珍貴的實物資料。

大明宮西內苑遺址

為配合西安火車站站改建設，在唐大明宮西內苑內發掘一處聯廊石橋以及位于太極宮東宮墻南側的過水涵洞及擋水設施。聯廊石橋位于西內苑南部的一條東西向渠道上，由東西對應的兩座三孔石橋、一座亭廊組成。東側石橋保存較好，底部鋪設石板，其他側壁、頂板均用石塊壘砌組成，東西兩端各鑿有一排菱形柵欄孔。西側形制與東石橋相同，破壞較甚。過水涵洞及擋水設施位于太極宮東宮的東北隅。過水涵洞南北向，穿東宮北宮墻，由磚塊、石條砌壘而成，在其南則砌筑八字形擋水磚墻，高1米左右。

隋唐洛陽城2021年的田野考古工作分為兩部分：一是宮城北部軸線區建筑群遺址的發掘；一是洛南正平坊的發掘。

宮城北部軸線區建筑群

宮城軸線區的考古工作持續多年，2021年清理的唐代遺跡有內重門遺址、陶光園的水渠等。宋代遺跡有太極殿、天興殿及其所在宮院。內重門遺址，位于玄武門遺址南側，北與玄武門相直。單門道，墩臺東西39.3米，南北20米，門道寬5.8米。內重門以墻垣與玄武門兩側城墻圍合，形成封閉的內甕城結構。水渠，位于玄武門南側，間距60米，處于陶光園內。水渠兩壁砌磚，是南北向渠與東西向渠交匯處，呈直角轉折。南北向渠為磚砌水渠的拐角，深1.7米，底部寬0.66米。東西渠深2.1米，渠底寬0.55米。宋代遺跡主要是太極殿及其宮院北廊，天興殿及其宮院北廊等遺跡。結合以前的發掘資料，太極殿、天興殿均為“工”字殿。

正平坊遺址

正平坊是隋唐洛陽城內重要的里坊之一。文獻記載，正平坊內有孔子廟、國子監，太平公主的舊宅，后改為安國女道士觀，還有兵部尚書李迥秀宅、左散騎常侍、襄陽郡王路應宅、河南尹裴迥宅等達官貴人的宅院。2020年4月開始，中國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和洛陽市文物考古研究院聯合對正平坊遺址進行考古發掘，確定了里坊四面坊間街道、坊墻、墻門、坊內路網結構和坊內重要的院落布局。

考古發掘確定了正平坊東西464.6，南北533.6米。四面由坊墻圍合，坊墻寬1.3-1.43米，在南、北坊墻發現坊門。坊內街道呈倒“T”形布局，南北向街連接南北坊門，寬8.7米，劃分坊為東、西兩個半坊，東西向街位于東半坊南北正中，寬10米，分東半坊為南區和北區。

正平坊內的重要建筑主要分布在西半坊和東半坊南區。西半坊內發現一大型庭院（I號庭院），東西225米，南北535米，發現五座大型夯土建筑臺基及其附屬的院墻、廊房等遺跡，為中軸對稱多進式院落布局。據文獻推測為太平公主宅院。

正平坊東半坊南區發現東西并列的三個庭院，編號為II號、III號和IV號庭院。三座庭院面闊均71米，均由墻垣圍合。東半坊南坊墻正中開門，南坊墻與三座庭院南墻之間為東西通道。據已經發掘的II號、III號庭院可知，庭院南院墻正中開門。其中II號庭院門與東半坊南坊墻上的門南北相對，II號庭院內發現三座建筑基址，其布局和文獻記載的國子監的講堂、祭殿及鐘鼓樓等形制、規模相吻合，推測可能為國子監。

正平坊位置示意圖（石自社供圖）

正平坊庭院位置分布圖（石自社供圖）

正平坊一號庭院（太平公主宅）遺跡圖（石自社供圖）

（二）地方城址

河北雄縣古州城址

2021年，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雄縣文化和旅游局聯合考古隊對古州城遺址進行了考古勘探與發掘。古州城遺址由“內城”和“外城”組成。“內城”平面形狀呈長方形；“外城”平面形狀呈圓角方形。“內城”與“外城”均發現城墻、護城河與城墻內外道路等。2021年度發掘了“內城”東墻、南墻及道路、壕溝（護城河）、3號、4號建筑遺址（局部）、甕棺墓葬等。“內城”城墻夯筑，城墻內、外側均發現順城道路。城墻外均有壕溝。城東南部新發現5處建筑基址，僅對編號3、4號遺址進行局部發掘。發現包磚、散水，整體保存較差。另外還發現6處戰漢時期甕棺墓葬。經發掘確認“內城”平面方形，從戰漢至唐末五代一直在使用，不同時期的城址范圍不盡相同；“外城”為圓角方形，其內有子城，子城系改造“內城”而成。

古州城遺址衛星平面圖（何歲利供圖）

“內城”南墻外護城河北堤岸剖面（何歲利供圖）

4號建筑遺址局部（何歲利供圖）

2021年古州城考古工作照（何歲利供圖）

蓮花瓦當（何歲利供圖）

云紋瓦當（何歲利供圖）

杭州新登古城

為配合新登古城保護工程，杭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自2020-2021年對新登古城進行考古發掘。2021年，在南城門區域發現唐代城門城墻遺跡、宋代道路遺跡、明清城門門墩遺跡及排水溝等遺跡。唐代城門被明清門墩和宋代路疊壓，包括城門墩臺和城墻遺跡。城門墩臺東西總寬18.4米，南北進深和門道寬度不詳。墩臺均包磚，西側墩臺東西寬8.2米，東側墩臺寬度不詳。墩臺外側為城墻，城墻磚砌，部分磚側面有上”“下”“大”“田”等字。城門內發現宋代兩條磚鋪路遺跡，南北向、東西向各一條。另外還發現明清城門遺跡，建于唐代城門和宋代路面之上。新登古城南門位置發現唐、宋和明清不同時期的遺跡，印證了文獻記載，具有重要價值。

宜春袁州古城

考古發掘了三處夯土遺跡和六處墻體遺跡。初步認定城墻分三期，最早可能至晚唐五代，二期、三期有可能為宋代和元代，明清時期城墻因破壞無存。發掘揭露的墻體結構清晰、早晚有序，體現了袁州古城自唐乾寧二年（895年）刺史揭鎮筑羅城以來至元代的袁州城市建設史。

長沙培元橋五代-兩宋遺址

培元橋地處南宋長沙城的西北部，此次發掘了五代的大型建筑基址1處、房址1處，五代至兩宋時期古井93口，宋元街巷遺址1處。五代大型建筑基址有大小相似、結構相同、排列有序的方形柱坑43個。五代時期房址F1為單體多間房屋，屋外有水井、水池及聯通的溝渠等，根據F1廢棄堆積內出土朱書“使院”漆木器，推測可能是馬殷任武安軍留后時治事之所。

長沙恒大珺璟府五代-兩宋遺址

恒大珺璟府發掘五代至兩宋的溝3條，另外還有古井和灰坑。G1南北兩壁規整，底部平整，可能為晚唐五代時期的護城河，五代廢棄后，此在廢棄護城河的基礎上修建了G4，可能成為長沙城的一條內河道，壕溝內有著從南北兩個方向傾倒的堆積物，北宋廢棄并被填平。在此基礎上鋪設黃土，修建房屋和排水溝G2，并形成了垃圾坑H6，這顯示出晚唐至北宋時期，長沙城市擴大帶來的這一區域功能的變化情況。

明州羅城遺址（望京門段）

為保護與展示2016-2017年考古發掘的明州羅城遺址（望京門段）的城墻基址，經過多年的探索與實踐，終于在2021年建成望京門城墻遺址公園，并對外開放。這段城墻基址，集中而真實地再現了寧波（明州）自唐末羅城始建以來至民國時期1000多年間的城防建設史，為研究寧波乃至我國東南沿海州府城墻的選址營建、規模形制、建造技術、工藝水平等提供了寶貴案例，也為“海上絲綢之路”之“活化石”與“中國大運河”之“南端口”的古代著名港口型城市寧波提供了極其稀有、不可再生、生動有力的考古例證。這個遺址公園成為回望寧波千年城墻建造史和城市發展史的實證空間與精神家園，也是追尋寧波城市演變軌跡、品讀厚重歷史的文化地標與重要窗口。

（三）邊疆城址與軍事防御遺址

北庭故城“悲田寺”

2021年，由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與北庭學研究院聯合繼續對北庭故城進行考古發掘，發掘了子城西南部的10、11號遺址。其中10號遺址是迄今在城內發現最大的建筑臺基。11號遺址位于子城的西南部，建筑基址保存較差，形制不明，僅在臺地南部還殘存一道夯筑圍墻。遺址出土了大量殘破的瓦片、磚塊和陶片。在北庭故城11號遺址中出土的陶器底部刻有“悲田寺”三個字，證明北庭城核心區還曾經有一座“悲田寺”，可能和武則天長安年間開始創辦悲田養病坊并在全國推廣有關系。這是北庭考古的一個重要新進展，其前身可能是建于子城內的應運太寧寺。把“悲田寺”安置在子城內部，充分體現了唐朝通過國家力量對社會中孤老貧病等弱勢人群的幫扶照顧。

克亞克庫都克烽燧遺址

克亞克庫都克烽燧遺址位于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尉犁縣東南，屬孔雀河烽燧群中的一座。2019-2021年，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對該遺址實施了考古發掘，累計發掘面積2300平方米，清理出房址、土埂、木柵欄、踏步、灰堆等遺跡12處，出土以文書為主的各類遺物1400余件。結果表明，烽燧修筑于孔雀河北岸的一處大型紅柳沙堆上，由烽燧本體、居住房屋等建筑構成；該烽燧修筑年代為唐代，這一結果無疑是孔雀河烽燧年代學研究上的突破。

出土文書內容豐富，涉及軍事、政治、經濟、文化等諸多方面，是難得的歷史資料。軍事文書中所涉及“計會交牌”、“平安火”制度的實物為國內首次發現，文學作品《韓朋賦》、《游仙窟》和傳統經典《千字文》、《孝經》等文書豐富了相關版本資料，勛告、書信、契約文書是還原唐代社會生活的鮮活素材。經對出土文書釋讀，確定克亞克庫都克烽燧遺址為唐代“沙堆烽”故址，同時也是一處游弈所治所，屬于安西四鎮之一焉耆鎮下的一處基層軍事管理機構。

克亞克庫都克烽燧遺址應是唐“沙堆烽”舊址，為唐“安西四鎮”之一焉耆鎮下屬軍事預警設施，始筑于長壽元年（692）王孝杰收復安西四鎮后不久，廢棄于貞元六年（790）吐蕃攻陷北庭前后，沿用時間約百年。除“沙堆烽”外，出土文書中還發現了“榆林鎮”“通海鎮”等多處軍事設施和“樓蘭路”“麻澤賊路”“焉耆路”等新的防御線路名稱，填補了史籍對于焉耆軍鎮下孔雀河流域交通路線記載的空白，進一步完善了唐代西域以安西都護府為中心的交通格局，是唐朝對西域有效管轄的直接見證。

克亞克庫都克烽燧遺址（胡興軍供圖）

唐朝墩古城

唐朝墩古城遺址位于新疆維吾爾自治區昌吉回族自治州奇臺縣城東北，西距北庭故城遺址約30千米，地處絲綢之路新北道之上。2018-2021年，中國人民大學與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合作，連續三年對唐朝墩古城遺址進行了考古調查、勘探和發掘等工作。基本確認了唐朝墩古城遺址性質為唐代庭州蒲類縣縣城，始建于唐貞觀十四年（640）前后，沿用于高昌回鶻時期，至公元14世紀的蒙元時期逐漸廢棄。2021年考古分南北兩個發掘區，發掘面積1200平方米。主要是北發掘區清理了一處景教（東方敘利亞基督教）寺院F9和一處院落，分為唐代、高昌回鶻、元代三個時期，寺院墻壁上有壁畫與文字，年代屬于高昌回鶻-元代。

烏什吐爾古城遺址

烏什吐爾古城遺址位于阿克蘇地區庫車市玉奇吾斯塘鄉，地處渭干河東岸的綠洲臺地之上。遺址平面呈不規則長方形，南北長208、東西寬123米，可大體分為北部、南部和東部三大區域，其中南部為城內現存主體建筑，2019-2021年，由中國國家博物館主持考古工作。2021年發掘面積600平方米，清理房屋遺跡9座、排房8處，排水管道1條、灰坑4個，出土物中石膏佛足、青銅小佛像、骨骰、金戒指、玉人殘件、五銖錢、漢龜二體錢等。結合歷史文獻與考古發現烏什吐爾遺址可能為唐代柘厥關舊址。發掘結果表明，該遺址延用時間較長，始建年代為漢代，遺址的主體年代，根據陶器、建中通寶等物，可將其定為唐代。

汗諾依遺址

汗諾依遺址位于喀什市東北23千米的伯什克然木鄉罕烏依村，恰克瑪克河古河道南岸臺地之上。遺址東西長約6-8、南北寬約4千米，東、西各有一座邊長110、86米的方城，二者直線距離約3.7千米，主要遺跡集中分布于兩城之間。2018-2021年，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主持對該遺址的考古工作。2021年發掘面積1523平方米，揭示出西城南部有成排水渠和墻體，城東有街市作坊遺跡，數十座集中分布的灰坑。出土玻璃、釉陶器、白瓷、金飾、銅幣、綠松石、瑪瑙等，推斷該城為一處唐宋時期的重要城邑。東城時代不晚于魏晉，或為漢代幀中城。統合器物、測年與文獻言之，汗諾依遺址及西城可能廢棄于12-13世紀。

高句麗遺址

吉林省高句麗城址區域系統考古調查項目選擇在高句麗中期王都所在地——集安地區開展工作，2017-2021年對霸王朝山城開展考古調查工作。截至目前，已經完成了集安市境內以霸王朝山城為核心的區域、以望波嶺關隘為核心的新開河谷地、以關馬山城和大川哨卡的葦沙河谷地、以國內城為核心的鴨綠江中游河谷等四個大區域的調查工作，累計調查覆蓋面積約830平方公里。調查新發現遺址點總計117處，其中明確屬高句麗遺址點45處，復查和新發現高句麗時期墓群48處。

2019-2021年對霸王朝山城外圍新發現遺址點中的6處地點進行了小規模試掘，并對其中的2處高句麗時期遺址點——報馬村北遺址和北頭東南遺址進行了連續3年的主動性考古發掘，累計發掘面積1775平方米。報馬村北遺址位于霸王朝山城東側，報馬川河所處的溝谷內發現有青銅時代、高句麗、金和晚清四個時期遺存，以高句麗時期遺存最為豐富。出土高句麗時期各類小件500余件，有陶器、瓷器、鐵器，另有銅錢和石鋤等。報馬村北遺址的高句麗時期遺存年代與霸王朝山城大體相當，是城址外圍的一處高句麗時期的平民居址。北頭東南遺址位于霸王朝山城西南側，發現有高句麗和渤海兩個時期的遺存。高句麗時期發現排房式建筑，出土大量爐渣、爐箅，是冶鐵活動的實證，表明該遺址為霸王朝山城外圍的一處高句麗時期與冶鐵活動相關的聚落。另外調查了望波嶺關隘、關馬山城和大川哨卡等關隘和哨卡，明確了高句麗中期王都北部交通線上的防御體系。

黑龍江渤海遺存

2021年黑龍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與市、縣文博單位組成聯合考古隊，重點對雞西市市轄區、雞東縣、密山市、虎林市等區域開展田野考古調查工作。本年度共調查40處遺存，分為城址、聚落址兩大類遺存。其中城址10座，包括平原城7座、山城3座；聚落址30處。雞西市市轄區共調查12處遺存：城址2座，分別為平原城小城山城址和山城小四平山山城址；聚落址10處，均分布于穆棱河流域，且多分布于河流兩岸的臺地上。雞東縣轄區共調查9處遺存：城址3座，可分為平原城和山城兩種，平原城為金城城址和向陽城址，山城址為鍋盔山山城；聚落址6處，聚落址分布于穆棱河流域，且多分布于河流兩岸的臺地上。密山市轄區共調查11處遺址：城址4座，可分為平原城和山城兩種，平原城為臨河城址、承紫河城址以及半砬城子城址等3座城址，山城址為大珠山山城址；聚落址調查7處，聚落址多分布于穆棱河流域，且多分布于河流兩岸的臺地上，少數分布于興凱湖水系。虎林市轄區共調查8處遺址：城址1座，平原城，即安興城址；聚落址7處，聚落址多分布于河流兩岸的臺地上。為構建該區域考古學文化編年以及渤海歷史發展脈絡提供了重要的實物資料和學術支撐。

墓葬考古

（一）帝陵

帝陵考古在2021年度并沒有新的進展，但往年的考古發現所形成的成果井噴是2021年帝陵研究的新亮點。

首先是《唐陵的布局：空間與秩序》增訂本出版，本書以唐代帝陵為中心，討論了漢唐宋時期帝陵陵園結構的演變，以及漢唐宋帝陵和西夏陵陵地的布局原則。其次隋唐、五代帝陵以往的考古成果也相繼發表，像《隋文帝泰陵考古調查勘探簡報》、《唐敬宗莊陵陵園遺址考古勘探發掘簡報》、《河南新鄭后周皇陵考古調查勘探簡報》，（均出自《考古與文物》2021-1）相應的關于隋、五代帝陵制度研究也成為探討唐代帝陵源流的關鍵。冉萬里的《隋代帝陵制度研究》（《考古與文物》2021-1）根據最新的隋泰陵考古成果結合隋煬帝墓和稅村壁畫墓，總結出隋代帝陵要素和選址原則。帝陵的諸要素：以陵園為中心，在其周邊有祠廟、寺院、陪葬墓等附屬設施。方形陵園四面辟門并設門闕，四角設置角闕。陵園外開挖圍溝，陵園內地上有封土、神道石刻，地下為帝西后東的合葬方式，長斜坡墓道、多天井。朱津等的《試論后周皇陵的選址問題》（《華夏考古》2021-6，朱津、司亞東、黃富成）認為后周皇陵由三座帝陵和一座皇后陵組成，包括太祖嵩陵、世宗慶陵、恭帝順陵、皇后陵，其選址沿用了戰國以來臨近都城的原則，以便于祭祀；繼承了漢唐以來因高為基的傳統，用以體現天子的威嚴，并起到防水的功效；受到星宿分野理論和陰陽五行思想的影響，以期能夠起到驅禳避災的作用；并采用了當時鄭洛一帶較為盛行的“居龍崗、望平川”的風水思想。

張建林的《“斟酌漢魏”還是“唐承隋制”——唐高祖獻陵與隋文帝泰陵的比較》（《考古與文物》2021-1）從隋文帝泰陵與唐高祖獻陵的最新考古資料和文獻進行分析，認為唐高祖獻陵雖聲稱“斟酌漢魏”、“悉從漢制”，實際上直接以隋文帝陵為范本修建陵園，同塋異穴、殿堂式陵園大門、獨立門闕。陪葬制度源自漢陵，四門石虎及神道石犀、石柱則綜合吸收南朝、北朝陵墓石刻作法。唐高祖獻陵近仿隋文，遠追漢魏，綜合了前朝諸多因素，為初唐陵寢制度奠定了基礎。胡元超等的《唐高宗朝先皇妃嬪安置制度研究——以唐太宗妃嬪墓志為中心》，（《文博》胡元超、劉向陽）對七方唐太宗妃嬪墓志進行梳理，結合相關歷史文獻，可得出唐高宗朝安置先皇妃嬪的三條基本制度，即正一品國太妃（太宗正一品四夫人）出宮隨子就藩；正二品九嬪出宮侍奉于太宗別廟——崇圣宮；正三品婕妤以下在保留原妃嬪名號同時，剃度為尼，絕大多數居于靈寶尼寺，個別居于其他尼寺。

（二）一般墓葬

《武昌隋唐墓》（上海古籍出版社，2021年12月）出版，是2021年的重要成果之一。湖北武昌地區在上世紀50年代發掘了一批隋唐時期墓葬，這批墓葬迄今為止仍舊是整個中國南方地區最集中、內涵最豐富的隋唐墓葬發現，具有很高的學術價值。本報告整理其中的116座墓葬的資料，根據出土地點將墓葬分為9組，以單個墓葬為基本單位，介紹了墓葬形制、隨葬品等方面的具體情況，以安史之亂為界分為早、晚兩期，每期又分為早晚兩段。

一般墓葬的發掘，全國各省市均不同程度地都有新的考古發現，基本上都是配合基本建設為主，但在“先考古后出讓”的政策下，基本建設考古的課題意識、遺產保護意識不斷增強，甚至有些重要項目轉化成“考古中國”的項目，按照課題設計、長遠規劃進行，有了明確的學術目的，均取得豐碩成果。

甘肅武威唐代吐谷渾王族墓葬群

該墓葬群位于甘肅省武威市西南，地處祁連山北麓，主要分布于武威南山區南營水庫以西，冰溝河與大水河中下游北岸的山崗之上。2019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武威的天祝縣祁連鎮發掘了吐谷渾喜王慕容智墓（慕容諾曷缽第三子），該墓是目前發現唯一保存完整的吐谷渾王族墓葬，出土各類隨葬品800余件。2019-2021年，開展了大規模調查、勘探工作，發現并確認吐谷渾王族墓葬共計23座。并發掘了長嶺1號墓和馬場灘1、2號墓，三座墓葬皆為帶斜坡墓道的單室磚室墓，均由墓道、甬道、封門、照墻、墓室幾部分組成，出土隨葬品290余件。從馬場灘M2出土的開元二十七年（739年）《馮翊郡太夫人黨氏墓志》可知，該處墓群為唐早中期吐谷渾蓬子氏家族墓地。這三座墓葬皆營建于南北向山崗之上的做法，符合吐谷渾王族墓志所載“牛崗辟壤”、“馬鬣開墳”的基本選址要求，當屬吐谷渾墓葬所特有的喪葬習俗。從武威地區的這批吐谷渾墓葬中，至少能夠看到唐、吐谷渾、吐蕃、北方草原民族、西域民族等多個民族或地區葬俗的融合與交流，這一情況無疑是對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物化體現，是對中華文明“多元”與“統一”概念的完美詮釋。

慕容智墓墓室、甬道三維影像圖

慕容智墓

《馮翊郡太夫人黨氏墓志》

西藏當雄墓地

當雄墓地位于西藏拉薩市當雄縣當曲卡鎮念青唐古拉山脈的果瓦那布山東側平緩坡地上。為配合基本建設項目，2020-2021年西藏自治區文物保護研究所聯合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對墓地進行了搶救性考古發掘工作，共清理了6座大型和30座小型封土墓。墓葬基本由地上封土和封土下墓室組成，封土平面基本呈近圓形或圓角梯形，立面均呈覆斗狀。大型墓葬形制主要為豎穴土坑石室墓和圓形穹窿頂石室墓兩類，均為多室墓，基本由墓道、主墓室和側室構成。小型墓葬形制主要為豎穴土坑石室墓和豎穴土坑墓，均為單室墓，個別有墓道結構。大型墓葬出土金銀器、各類珠飾、陶器（陶片）、銅器、鐵器殘件、擦擦、織物以及石質黑白圍棋子等。小型墓葬基本無隨葬品，僅出土少量銅器、鐵器、陶片、珠飾和皮革制品等。出土人骨基本零散且不完整，可能為二次撿骨葬，未發現葬具痕跡。隨葬動物骨骼現象較多，主要有狗、馬、牛、羊等。當雄墓地年代為公元7至9世紀，屬唐（吐蕃）時期文化遺存。當雄墓地考古學文化面貌顯示出其與中原文化，以及與周邊其他地區考古學文化特征的相關性，展示了早期文化的交往交流交融。同時為進一步了解西藏唐（吐蕃）時期考古學文化面貌、喪葬制度等提供了重要的實物資料，對于研究唐王朝與吐蕃關系史，探討物質文化交流史等具有重要意義。

咸陽洪瀆原墓群

2020年6月至2021年11月，陜西省考古研究院在陜西省咸陽市渭城區底張街道和北杜街道發掘了戰國、兩漢、西晉、十六國、北朝、隋、唐、宋、明、清古墓葬3648座，墓葬時代延續長達2200余年。其中發現十六國至隋代公共墓地1處、北朝隋唐墓園77座，墓園是咸陽洪瀆原北朝隋唐墓葬中最具特色的，以圍溝兆域為特征的墓園規劃整齊、互不影響，由單人墓葬、夫婦合葬或夫婦同塋異穴合葬發展為子祔父葬，直至孫輩歸葬祖塋，墓地使用時間甚至跨越歷史朝代而延續數百年。墓園內1座墓葬的居多，單墓圍溝墓園從北朝晚期延續到中晚唐，是圍溝兆域墓最常見的形式。墓園內并列2座同時代墓葬的，應為夫婦異穴合葬。墓園內有2座以上墓葬的，為子孫祔父、祖葬。咸陽洪瀆原的隋唐高等級墓葬普遍設置圍溝兆域并夯筑封土這是首次發現，為北朝隋唐墓葬制度的研究提供全新的視角，對于推動該時期考古學和歷史學的深入研究具有重要價值。

揚州三星葉橋地塊

三星葉橋地塊位于江蘇省揚州市邗江區城北街道，該區域屬于揚州人民政府公布的“城北漢代居住區、隋代宮殿、唐宋寺廟及歷代古墓葬埋藏區”內。2020年12月-2021年3月，揚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對該區域進行了搶救性發掘。本次發掘共清理各類遺跡638處，其中唐五代墓葬123座，分為豎穴土坑墓和豎穴磚室墓兩類，葬具分為木制單棺、雙棺兩種，以單棺葬具為多。隨葬品多見銅錢、青瓷盤口壺，青瓷罐、青瓷碗、釉陶四系罐、釉陶罐等器物，散見陶俑、木俑、青瓷瓶、鐵剪等。

山東聊城繩張唐代墓地

該墓地位于山東聊城北城街道繩張村，2020年12月至2021年3月山東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進行搶救性考古發掘。本次發掘共發清理唐代晚期及五代后梁時期中小型土坑磚室墓24座，共出土陶器、瓷器、銅器、鐵器、漆木器，蚌器、磚質墨書墓志等各類材質文物50余件套。其中小型磚室墓共15座，又可分為長梯形磚室墓（10座）、長方形磚室墓（1座）、帶墓道舟形磚室墓（4座）；中型墓共9座，由墓道、墓門、甬道、墓室組成，又可分為帶墓道方形弧邊或圓形穹隆頂磚室墓（8座）、梯形弧邊疊澀頂磚室墓（1座）。此次發掘出土的6方紀年墨書墓志磚，基本能確定該批墓葬的年代，最早年代為唐大和六年，最晚為后梁開運三年。這批紀年明確的墓葬，對魯西甚至山東地區的唐墓確立了年代標尺，深入了原來人們對于山東地區晚唐及五代時期墓葬的一些認識。6方墓志的志文所涉晚唐博州城內外歷史地理信息和環境信息十分豐富，對于糾正史料中記載的唐代博州城的位置，對博州城內外的聚落名稱、方位、地貌和自然景觀等歷史地理研究提供了不可多得的珍貴史料。通過墓志記載可知至少有三群不同姓氏人埋葬于此，而且生前居住地不同，有居住城里的如延福坊內杜家，城外草市內李家、市郊平陵鄉魏公坊（里）內楊家，有單身葬如李氏女，有一次性合葬楊府君，有二次祔葬如杜元陽夫婦，杜期夫婦等。故推測該墓區應為博州城北郊，土山鄉土崗前面專置公共墓地。

河北邯鄲后百家村北墓地

百家村北墓地位于邯鄲市復興區彭家寨鄉后百家村。2021年清理墓葬465座（含車馬坑2座），年代為戰國、兩漢至曹魏、隋唐以及明清四個時期。其中隋唐墓葬30多座，填補了邯鄲地區唐墓發現的不足。此次發掘，是趙都邯鄲近年來最大規模的考古工作，墓地基本反映了邯鄲城從戰國到隋唐時期的興衰演進，為研究本地區戰國秦漢時期歷史文化、社會發展、喪葬習俗等研究奠定了基礎。

熱水墓群

2021年是青海都蘭熱水墓群2018血渭一號墓的收官之年，在重點做好補充發掘與局部解剖工作的同時，為全面了解柴達木盆地周邊游牧民族聚落形態，進一步檢驗城址、宗教設施和墓地三位一體游牧民族聚落形態的客觀存在和普遍性。考古工作主要分為調查、鉆探、發掘。調查工作主要是對柴達木盆地周邊的城址進行全方位調查，并對重要城址進行全站儀測量，調查了加木格爾灘古城、夏塘古城、伏俟城等，新發現了英德爾古城址及周邊墓葬；繼續對察汗烏蘇河北岸一區的墓葬進行全站儀測量和重新編號，經過兩年的測量和統計，確認該區域可知墓葬101座，并對墓葬的類型和空間分布規律有新認識。全面勘探羊圈墓，重新清理了1982年發掘的血渭一號墓墓室及祭祀建筑，發掘了DRXNI27號墓南側殉牲坑。殉牲坑呈東西向長條形，東西殘長12.8、寬1-1.2、深0.9米。坑內發現2具較完整的馬骨和1具牛頭骨，還有木包鐵器、疑似破碎蛋殼等。在其東側發現兩個燎祭坑，坑內填土主要為草木灰和紅燒土，四壁形成燒結面。重新清理1982年發掘的血渭一號墓，并在清理過程中進行保護性復原。墓室由墓道、甬道、廊道、前后室和東、西側室組成。附屬建筑基址平面為南北向長方形，坐落于梯形臺東側北部的一處平臺上，依梯形臺的東側壁面而建，南、東、北三面用碎石塊圍砌。建筑內部分別用東西向及南北向石墻隔開，形成三個空間。

熱水墓群發掘現場

熱水墓群北一區

血渭一號墓墓室

重新清理的血渭一號墓

DRXNIM27殉祭坑

DRXNIM27殉馬

宗教考古

2021年度宗教考古，包括石窟寺方面的成果出現井噴，宗教考古新發現不斷，困擾多年的石窟寺考古報告的出版也卓有成效。

河北正定開元寺南遺址

開元寺南遺址位于開元寺南側及以西區域，面積約12000平方米，是河北省首次大規模的城市考古發掘項目。自2015年以來，共進行了六個年度的考古工作，首次發現了唐、五代、北宋、金、元、明、清等7個歷史時期的連續文化層疊壓，發現各類遺跡現象326處，出土可復原器物7000余件。按照遺跡性質及相互關系，可將之分別歸類為開元寺寺廟建筑系統、唐五代城墻防御系統、宋金至明清時期民居街巷系統。

與開元寺相關的遺存主要包括唐代開元寺池沼、宋代瓦窯、金元時期開元寺南門及門前道路。2021年繼續針對寺廟建筑系統展開工作，發掘面積500平方米，發現各類遺跡現象41處，出土遺物近400件。唐代池沼的發掘表明開元寺門址在唐代可能為東向；金代南門下未發現宋代南門痕跡，可知宋代開元寺仍舊沿用唐代布局；金元時期開元寺南門的發現明確了開元寺金代以來的朝向為南向。唐五代城墻防御系統是開元寺南遺址最為重要的發現，明確了唐五代城墻防御系統可以分為兩期。早期墻體建于唐初，廢棄于唐中期，晚期墻體和夯土城臺共同構成了晚唐五代時期的城墻防御系統，該城墻防御系統是正定晚唐五代時期的子城城墻。城墻防御系統的發現為正定古城千年建城史提供了實證。

唐朝墩景教寺院遺址

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與中國人民大學合作，對唐朝墩古城遺址開展了考古發掘工作。2021年發掘出一處寺院遺址，總體布局坐東朝西，目前清理出的區域東西長約32米，南北寬約24米，南北兩側墻體向東仍有延伸。西部為寺院中殿，北側中殿中部有一處長方形祭臺，南側中殿東側同樣設有祭臺，并于北、西、南3面貼靠墻體壘砌長條形土臺，推測為長椅，中部還發現1口水井。東部為多間土坯壘砌的房間，布局對稱。寺院遺址的墻體和坍塌堆積中發現較豐富的壁畫遺存，壁畫內容以人物為主。面積最大的兩幅壁畫中均發現十字架形象，分別位于人物胸口所帶神像上、兩飛天中部、及中北部祭臺的東壁南側騎馬神像的帽冠和權杖頭等處，發掘者認為屬較典型的景教圖像。另發現有“也里可溫”榜題、權杖、棕枝等具有景教特征的元素，以及有以金箔片、石珠貼飾的壁畫殘塊。據此，發掘者判斷該遺址是一處始建于唐代，沿用于高昌回鶻時期和元代的大型院落，在高昌回鶻時期至元代應為景教（東方敘利亞基督教）遺址。建筑主體結構為高昌回鶻時期，元代經過改建增補。

西旁景教寺院遺址

2021年中山大學與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新疆吐魯番學研究院聯合對位于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吐魯番市高昌區的西旁景教寺院遺址進行了發掘。西旁景教寺院建筑遺存分崗頂和崗坡兩部分，2021發掘基本完成了對崗頂建筑的全面揭露。發掘者認為遺址存在至少三期使用過程，其中前兩期建筑均具景教寺院性質，主體年代應為高昌回鶻時期；該遺址是一處功能完整的景教寺院，除宗教儀式建筑外，還包含廚房、酒窖、寢室等生活設施。南北排列的三組（棟）建筑組合，具有所謂“三殿式教堂”的布局特征，與西亞、中亞地區景教寺院布局接近，但在壁畫風格、技法、顏料等上與柏孜克里克石窟、吐峪溝石窟及高昌故城K寺（摩尼寺）等高昌回鶻時期壁畫存在明顯的聯系。

江西通天巖石窟

2021年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對通天巖石窟進行全面調查，梳理了通天巖石窟造像與題刻的數量、規模、位置、形制、內容及保存狀況等相關情況，查明了各龕窟、造像、題刻等遺跡間相對位置與疊壓打破關系，彌補了此前材料的缺失。通天巖石窟是我國長江流域規模最大的石窟寺之一，有“江南第一石窟”之稱。確定江西石窟寺13處，摩崖造像7處，共計20處。

吉林琿春古城村1號、2號寺廟址

古城村1號、2號寺廟址位于吉林省延邊朝鮮族自治州琿春市三家子鄉古城村，地處圖們江支流琿春河沖積平原。遺址毗鄰唐代渤海國的（公元698-926年）溫特赫部城，西北距渤海國東京八連城約4公里。考古調查表明，古城村寺廟址可能包含高句麗、渤海國兩個時期的考古遺存。2016-2021年，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聯合琿春市文物管理所對琿春市古城村1號、2號寺廟址進行了連續6年主動性考古發掘，已發掘總面積5000余平方米，獲取了大量考古學材料。

古城村1號寺廟址嚴重破壞，建筑布局與結構不明，根據遺址中出土大量建筑構件、佛像確認遺址性質為佛寺。寺廟址可能始建于公元5世紀初前后，至少在渤海國早期、渤海國中晚期進行了兩次修繕，其廢棄可能與公元926年契丹攻滅渤海有關。

2017-2021年，發掘了古城村2號寺廟址。確認該寺廟址存在早、晚兩期遺存。早期佛寺遺跡遭嚴重破壞，目前發掘的遺跡有兩類，一是墻體基槽，推測系佛寺西墻殘跡；二是建筑基址，臺基范圍與平面柱網結構不明。晚期佛寺遺跡保存較好，整體范圍東西約120米、南北約80米。南北中軸線上由南向北依次分布佛殿、佛堂等主體建筑，中軸線西側自北向南建有禪房及生活類建筑。目前尚未發現佛寺圍墻、回廊及山門等建筑。發掘建筑臺基5座（分別編號為TJ1-TJ5），其中1、2、5號臺基位于南北中軸線上，3、4號臺基位于中軸線以西。南北中軸線上的臺基推測為佛殿、佛堂等。佛殿（1號）平面呈長方形，其上原建有倒“凹”字形佛壇，發現舍利地宮。地宮內有石函，函內放置鐵函。鐵函內共發現金、銀、銅、錫、玻璃、木、珊瑚等多種材質的遺物3555件，其中包括銀函1件、金瓶1件，金瓶內發現7顆銀珠，應系影骨舍利。佛堂（2號）臺基平面近正八邊形，土石混筑。礎石三重，臺基四周邊壁石材包邊，外側鋪有散水石，東、南、西、北四面中央鋪設石踏道。5號位于中軸線北側，平面呈長方形，目前正在進行發掘，建筑結構、建筑性質尚不明確。3號推測為禪房，位于佛殿西側，土石混筑，平面呈長方形，面闊11間、進深2間。臺基外緣發現包邊石。4號位于5號西側，平面呈長方形，土石混筑。推測與僧人生活相關。

古城村2號寺廟址出土遺物近萬件，主要包括佛像、建筑構件、壁畫殘片等。其中石質佛像皆為背屏式佛像殘件；陶質佛像主要為模制小型佛像；另發現大型泥塑佛像，殘破較甚。建筑構件主要包括板瓦、筒瓦、壘脊瓦、當溝、獸頭殘件等。鐵器主要為瓦釘等建筑材料。晚期佛寺遺址建筑布局清晰、完整，推測營建于唐代渤海國中晚期，其廢棄亦可能與公元926年契丹攻滅渤海有關。古城村2號寺廟址晚期佛寺布局完整，屋頂使用高等級的綠釉脊飾，結合佛寺位置緊鄰渤海州城與都城，推測可能與渤海國王室有關，可視為我國唐時期東北地區佛寺的代表性遺存，對研究唐代佛寺建筑布局、建筑結構、舍利瘞埋制度等問題具有重要意義。

杭州凈慈寺

凈慈寺始建于五代的吳越國。2021年凈慈寺考古發現了五代至宋的一組大型建筑遺跡，該遺跡主要由八邊形夯土臺基、天井、連廊、踏步、散水、排水溝等組成。遺跡規模宏大，結構清晰，保存狀況較好。

臨汾霍州千佛崖摩崖造像及窟前遺址

2021年，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山西省考古研究院、霍州市文化和旅游局聯合，對位于霍州市西南7公里處的汾河東岸的千佛崖造像及窟前遺址進行調查與測量。崖壁上造像窟龕非常集中，層疊分布，互相之間還有打破關系，密集區域多達8層。造像開鑿于唐代中后期，開元年間為主，開元以后亦有雕鑿，明代正德年間仍有少量雕刻。千佛崖摩崖造像為民間雕刻，是晉中南地區重要的唐代中型規模造像群，既有太原天龍山石窟唐代造像風格，也有洛陽龍門、關中地區唐代造像風格，對研究唐代中后期造像風格類型演變提供重要材料。

石窟寺考古報告出版

石窟寺考古報告編寫與出版是宿白先生一直牽掛的，2004年宿白先生在龍門石窟曾語重心長地說：“石窟是地面上的、重要的古代文化遺跡，是中國歷史考古重要遺跡的部分，因此石窟檔案和考古報告都應當按照檔案的內容和考古報告的要求來編寫。龍門石窟成為世界文化遺產后其首要的、最基礎的學術工作應當從石窟檔案做起，然后在此基礎上進行洞窟考古報告的編寫。”2021年石窟寺考古報告的出版走上了快車道，新的數字技術采用，為石窟寺考古報告的編寫提供了新的技術手段。先后有《須彌山石窟考古報告·圓光寺區》和《龍門石窟考古報告：東山萬佛溝區（全三冊）》出版、《云岡石窟山頂佛教寺院遺址發掘報告》出版。

手工業考古

手工業考古近年已發展成為我國考古學的重要研究方向，鹽業考古也隨之取得了重要進展。2021年手工業考古新發現僅天津軍糧城唐代鹽業遺址考、河北黃驊大左莊的制鹽作坊遺址，同時舉辦了鹽業考古黃驊論壇。

天津軍糧城鹽業考古

2021年4月至今，天津市文化遺產保護中心在東麗區文化旅游和體育局的協助下對軍糧城遺址開展了考古發掘工作，完成發掘面積8000平方米，發現一處唐代大型夯土臺基和唐代制鹽作坊區，清理出灰坑、灰溝、灶、井、窯、車轍等200余處遺跡，出土了一批唐代遺物，包括生活用器和板瓦、筒瓦、蓮花紋瓦當、小方磚和粗繩紋磚等建筑構件，此外還有少量銅錢（開元通寶為主）、銅甲片、動物骨骼等。大型唐代夯土臺基是目前探討文獻記載的唐代“三會海口”的最佳選項，對天津古代港口變遷以及天津古代人地關系研究具有重要意義。在軍糧城遺址還發現了與制鹽相關的鹵水井、灰坑、鹽灶、灘場、灰溝等遺跡，構成了一個相對完整的唐代制鹽作坊區，這是天津考古第一次發現古代制鹽遺存，填補天津鹽業考古空白。

黃驊鹽業考古論壇

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自2016-2021年發掘了黃驊大左莊遺址，確認這是一處隋至唐代中晚期的制鹽作坊遺址，其制鹽工藝與《熬波圖》中的記載接近。9月27日至28日，“手工業考古·黃驊論壇——以鹽業考古為中心”在河北黃驊市順利舉行，本次論壇主題是鹽業考古，研討的內容廣泛而緊湊，時空范圍和研究視野都大大拓展，以學術促成果，得到明顯提升，其中圍繞制鹽工藝、作坊布局和生產關系三個問題，對黃驊大左莊制鹽作坊進行了系統的復原研究，并認為是一處官督民辦的制鹽作坊，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近年來我國鹽業考古取得的新成就。

壽州窯考古

2020年壽州窯遺址重啟考古發掘，針對窯址分布范圍不清晰，窯爐結構、燒制技術、產品特點等學術問題開展的。由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淮南市博物館組成考古隊，目前發掘松樹林窯址區、高窯址區和住院部窯址區。清理出的遺跡以瓷片堆積區為主，出土遺物主要是匣缽、窯棒、缽狀支具、筒狀支具、墊盤、墊磚、黃釉碗、青釉碗、黃釉盞、黃釉四系罐等。根據出土遺物判斷，時代從唐代早期延續至唐代末期。

運河與交通考古

交流使社會進步的物質資源不斷推陳出新，精神資源不斷豐富發展。大運河、絲綢之路為我們提供了人群互動，文化思想交流的平臺，是理解不同文化交流、借鑒、融合的經驗和教訓，2021年的運河考古收獲豐碩。

隋唐大運河永濟渠沁水故道

2016年以來鄭州大學黃河歷史變遷與大運河文化傳承研究團隊在黃河、沁河交匯區域內，初步確定了隋唐大運河永濟渠沁河故道的基本走向、具體方位、河道遺跡與標志性地物，獲得了新發現與突破性進展。

安徽宿州靈璧縣鳳山大道隋唐運河遺址

2021年宿州市靈璧縣鳳山大道隋唐運河遺址發掘，清理運河河道32米，發現一批運河重要遺跡，包括兩岸河堤、河道、木岸狹河遺跡、船底摩擦河底痕跡、腳印、溝槽遺跡。兩岸河堤保存完整，清理河段長32米，河道寬45.6米，運河總寬度約66米。河道可以分為主副航道兩種航道，推測主航道為人工開挖河道，副航道為自然航道。副航道漫坡處發現多處人腳印（長0.35厘米）和疑是船槳戳地的痕跡。在北岸河堤坡底部發現了木岸狹河的跡象。出土大量的遺物，這點是目前安徽省內保存最完好、揭露出最完整的一處運河遺址。

小結

2021年迎來考古百年，考古在回顧與展望中掀開新的篇章，作為歷史時期考古的重要階段，隋唐五代時期考古在多元一體、國家認同、文化基因等歷史時期考古學文化特征的引導下，呈現出新格局、新態勢。歷史時期的考古學與歷史學從同質互補質躍到異質互動的整合、考古學文化在國家文化下被重新定義、考古學理論的思考等點燃了未來歷史考古的微火。

整體而言，2021年隋唐五代時期考古工作仍延續了2020年的基本框架，新的考古發現都帶來新的研究契機，甘肅唐代吐谷渾王族墓群、新疆尉犁縣克亞克庫都克唐代烽燧遺址的發掘，推動了唐代邊疆治理、軍政制度的研究。2021年的考古，基于腳踏實地一锨一鏟的考古發掘所勾畫出隋唐時代的微妙細節，有助于隋唐歷史圖像的完整拼接。像唐長安城太廟、西內苑、隋唐洛陽城內重門、正平坊的考古，從細微處揭開了都城配置的肌理。

城市考古，除過都城遺址外，地方城市的考古工作也異軍突起，專題性、系統性增強，學術目標明確，科技手段多樣，特別是東北三省高句麗、渤海國城址的調查，亮點很多；墓葬的考古新發現仍以配合基本建設為主，特別是咸陽洪瀆塬墓群，號稱“半部中國史”，墓葬數量可觀。據國家文物局消息，全年實施基本建設考古項目1388個，我們不難看出，目前基建考古任務仍然繁重，盡管壓力大、任務重，但基本建設中考古中，基本都可做到學術目標明確，課題意識、多學科合作和科技考古理念、遺產保護意識等在不斷增強，逐漸形成了基建考古與學術課題的良性循環。

本文總結盤點所收集的資料多來自文博中國、中國考古網、各省市的考古公眾號等網絡渠道，難免掛一漏萬，敬祈海涵。

海報設計 祝碧晨 圖片編輯 張穎

責任編輯：鐘源 圖片編輯：張穎

校對：丁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