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自勇：唐代漢地堪輿觀念在吐魯番地區的傳播——以出土文書為中心
LM20-1523-13-128+Ot.3747文書復原實圖
堪輿術是中國古代數術的一大門類，主要是相宅、相墓之法，至北宋時逐漸被“風水”一詞所代替，我們今天所說的風水在唐代實為堪輿。在中國人的觀念里，宅、葬不僅關系到現世的命運，還會影響到后世子孫的禍福，故堪輿的觀念和實踐很早就出現，睡虎地秦簡中已經有了《相宅篇》，秦漢以降，堪輿類文獻漸成體系并蔚為大觀，但傳世的唐代堪輿文獻寥寥無幾，直到敦煌文獻的發現才改變了這一狀況。敦煌藏經洞的堪輿文書數量不少，輯錄與研究已經積累了不少成果，極大地推進了我們對于唐五代堪輿的認知。但在敦煌以西的地區，以往受限于資料，我們對相關情況所知甚少。近年來，隨著大谷文書、德國國家圖書館藏吐魯番文書、旅順博物館藏新疆出土漢文文獻的整體刊布，一些堪輿文書顯露在世人面前。本文先對這些堪輿文書作一介紹校錄，在此基礎上，希望能夠對唐代漢地堪輿觀念在吐魯番地區的傳播情況進行初步探討。一、旅博館藏漢文《宅經》的性質與復原
在旅順博物館藏26000多片新疆出土漢文文獻中，有一件編號為LM20-1523-13-128的文書，尺寸9.2×7cm，中間繪雙方形格，斜線對分成四等，外圍四周環繞以八卦、十二地支等，書寫拙劣，可初步判斷為一占卜術圖示（圖1）。1995年，王珍仁、孫慧珍首次刊布了文字內容，有不少訛誤和未能釋讀之處，也未附圖版，他們認為此件與大谷2837號文書性質相同，定名為“葬儀文書”。2007年，郭富純、王振芬刊布了黑白圖版，定名為“道教關系文書”。2009年，片山章雄、王振芬、孫慧珍將其與大谷3747號綴合，并給出了黑白綴合圖（圖2系筆者用彩色圖版重新綴合），但未定名。2010年，都筑晶子根據綴合圖繪制了概念圖（圖3），并定名為“地相占”。
圖1 LM20-1523-13-128
圖3 都筑晶子繪制的概念圖
都筑晶子的釋文仍有未洽之處。“西六”所對應的“朱青龍”，“青”字圖版清晰，不當作補字；“未明堂”下已無字，不當加“□”。下方（北）對應的“酉”下“勾”字大部分可識。“東十”對應的“亥明堂”誤作“玄明堂”；“子天刑”之“子天”二字圖版清晰，卻未能釋出；“南”對應的“卯天德”“辰白虎”之“德”“虎”，圖版均清晰，不當作補字。筆者據彩色綴合圖重新錄文并作圖示（圖4）。
圖4 LM20-1523-13-128+Ot.3747圖示
此圖外圍與十二地支搭配的文字，都筑晶子準確地判斷出是黃黑道十二神，即天刑、朱雀、金匱、天德、白虎、玉堂、天牢、玄武、司命、勾陳、青龍和明堂。清代《協紀辨方書》卷七《義例五》引《星歷考原》曰：“黃黑二道者，黃道六，黑道六，共十有二，以配十有二辰，一青龍，二明堂，三天刑，四朱雀，五金匱，六天德，七白虎，八玉堂，九天牢，十元武，十一司命，十二勾陳。其法則寅申青龍起子，卯酉起寅，辰戌起辰，巳亥起午，子午起申，丑未起戌，順行十二辰。月起日則建寅之月子日為青龍，丑日為明堂。日起時則子日申時起青龍，酉時為明堂，依次順數。”也就是說，黃黑道十二神的方位是可以移動的，但其與十二辰的搭配是依次順數，不會出現重復的情況。參照這個原則，我們可以將此件中殘缺的十二神補全，并改正訛誤之處。“東十”對應的“子天刑”后應是“丑朱雀”。“南”對應的首個應是“寅金匱”。“西六”對應的“巳勾”后是“陳”字，然而“南”對應處已是“辰白虎”，按照順數原則，此處應改正為“巳玉堂”；“朱青龍”應改為“午天牢”；“未明堂”改為“未玄武”。下方（北）對應的是“申司命”“酉勾陳”和“戌青龍”。另外，參照敦煌本《諸雜推五姓陰陽等宅圖經》中的圖式，西方所對應的是申、酉、戌，則此件外圍的八卦、十二辰、十二神均需逆時針轉動90°。此件之性質，都筑晶子認為與敦煌本《諸雜推五姓陰陽等宅圖經》中的圖式類似，從而將此件的性質確定為“相宅法”。黃正建未見到旅博LM20-1523-13-128，他在討論大谷3747號時認為是《五姓宅經》角宅或徵宅中的一個。就整體而論，筆者同意上述兩位學者將此件判定為《宅經》的結論，但具體是什么內容尚可繼續探討。前已述及，黃黑道十二神是處于移動狀態中的，圖式既然確定了十二神與十二辰的搭配關系，只要反推二者搭配關系成立的時間節點，我們就可以知道此圖的具體意旨了。《五姓宅經》雖然也是八卦、十二辰、十二神的搭配，但九宮格中央寫的是“某宅十二神安置”，而非如此件中的月份。循此思路，圖中的“西六”“東十”就成為解決問題的關鍵。那么“六”“十”指的是什么呢？敦煌文獻P.2964《三元宅經》中有“推移徙黃黑法”，列有六圖，呈現黃黑道移動與月份的對應關系，最后一圖如下（圖5）：
圖5P.2964《三元宅經》“推移徙黃黑法”中的“六月、十二月”圖（左：彩圖，右：圖示）
圖片來源：IDP說明：原圖外框以赤色、黑色代表黃道、黑道，今以虛、實線分別。
可以看到，此圖黃黑道十二神與十二辰的對應關系與修正后的旅博館藏《宅經》完全相同，九宮格中央的“六月”“十二月”也是處于西、東方位上。據此，旅博館藏《宅經》的“六”是指六月，“十”后闕“二”字，是十二月。不過，此件左右兩邊緣較為齊整，不少文字轉行書寫，顯系容納不下所致，最外圍也無繪制黃黑道的痕跡，再加上書寫拙劣，訛誤較多，方位也出現九十度的錯誤，因此筆者推測此件是《宅經》“推移徙黃黑法”在實際行用中的簡化抄本，其正確的復原圖示如下（圖6）：
圖6 LM20-1523-13-128+Ot.3747
《宅經》“推移徙黃黑法”（六月、十二月）復原圖
二、吐魯番出土的其他堪輿文書
大谷文書中的占卜文獻，都筑晶子已經輯錄出來，并作了釋文和解題。她并未單列一類堪輿文書，經筆者覆檢，除了上節述及的大谷3747外，有5片可以確認屬于鎮宅法，1片與葬事有關。以下逐一說明。大谷3289V，正面為《洞玄靈寶本行經》，背面文字為：王卡最早指出其內容與P.3594近似，系用石鎮宅法。余欣進一步認為，此用石鎮宅法書寫在道經背面，表明這種方法出現于吐魯番與道教在當地的流行有關。王卡又檢出大谷5790亦為道教符咒殘片，存鎮宅符兩枚，符下寫神名4行，筆跡與大谷3289相同，背面也是《洞玄靈寶本行經》。按照文本撰作的常例，道經為正面，符咒為背面，其內容為：
圖7 大谷3277V+5447V+5071V鎮宅法
第1行頂部卦象是艮卦，則“根神姓劉”的“根”可能系“艮”之誤。第2行殘符是離卦，第3行為震卦。單從殘存文字看，不好遽斷與堪輿有關。不過，符的形制與前述三件鎮宅法十分接近，都筑晶子因此以為亦屬鎮宅法，其說可從。除以上6片外，都筑晶子認為大谷4013、大谷10501是相宅法，但未說明依據。大谷4013文字為：
大谷10501存兩行：
此件中“景申”系“丙申”諱改，“月”“日”“地”為武周新字，其抄寫年代可能在唐前期。都筑晶子將之與P.2831、P.2550《五姓同用卌五家書》以及P.2534《陰陽書·葬事》比較后，認為所記內容是舉行葬禮時，占卜從家到墓地出行的時間、方位吉兇；埋葬時為祛除墓穴穢氣而采取的措施等。她擬名為“擇日（葬送文書）”。此說并不準確。這件擇日法存兩日，分別是三月十一日和十七日，十一日的確對應葬事中的“發故”環節，但十七日對應的是“出行”，不屬于葬事，故都筑晶子的定名不夠全面，應擬名“擇吉日法”，屬于陰陽書類。
“發故”又稱啟故、開故，古時行合葬之法，故需發掘舊墳，將后死之人埋入。這個詞雖常見于中古具注歷日及葬書內，但這個環節具體怎么操作，并無記載。敦煌S.10639AV+S.12456C+S.12456B《葬錄》中有“論開故動尸法五十五”，也只是存篇目而已。到北宋王洙等人編《地理新書》時，才在卷一五“開故祔新法”“改葬開墓法”條下稍備其說，不過重在講說原理及禁忌，亦不涉操作之法。大谷2837三月十一日這一條記載的恰恰是“發故”的具體做法。先祭祀于舊墳之左脇，然后用钁挖出孔洞，點燃青木香置于孔洞內。青木香又名蜜香，以其香氣如蜜得名，有抵御瘴氣之功效。大業五年（609），隋煬帝西巡，將入吐谷渾，樊子蓋“以彼多鄣氣，獻青木香以御霧露”。舊墳長期幽閉，積累了穢氣，故以青木香祛除，保證人員的安全。等穢氣散盡，挖開封土，將新棺放入，親屬哭，整個環節才接近尾聲。文中圖示正中央是“舍”，應是葬書中所謂“冢塋域圖”的地心，此處不可安冢穴。又云“壬地著”，意即冢穴在壬，但圖示只是一個簡略圖，更為具體的可見P.2831+P.2550B《五姓同用卌五家書》中的“甲辰冢圖”和“乾冢壬穴”圖（圖8），二者壬穴位置不同，無法確定大谷2837屬于哪種。總體上，大谷2837是陰陽書類的擇吉文獻，“三月十一日”這一條所記與堪輿有關，填補了之前學界對唐代葬事中“發故”具體操作的空白認知，彌足珍貴。
圖8 甲辰冢圖（左）和乾冢壬穴（右），關長龍繪制
德國國家圖書館藏Ch.1282（T II 1768）也是葬書。這是1905年以勒柯克（Albert von Le Coq，1860-1930）擔任隊長的德國第二次吐魯番考察隊在吐峪溝（Toyok）發掘所得，內容為：《吐魯番出土文獻散錄》據第2行“此日葬者大吉”，擬名“葬書”，可從。再審圖版，第1行可補全為“子封公”；第3行“貴”后可斷開。S.3877《葬經（崗原吉兇圖解）》中記葬某地“出二千石 令長”、“出九卿、相”、“出方伯”等。P.3647《葬經》有載：“葬得大德下，大富貴，出二千石，大吉利。”“葬得煞下，數逢官事，王子不孝；九年后出刺使，小吉。”上圖017b《卜葬書》云：“右此日宜用巳后午前，合南方或北方，合有赤云、黑云來臨壙上，或有飛鳥并刑人持文書，或有人驅黑牛，見后出三公、封刺史，大吉利。”均可與此件對照。惟此件既云“此日葬者大吉”，上下文分述“子封公侯刺使”“子二千石”，按文例這些事項與具體擇日應是一一對應。與此最為接近者是P.2534《陰陽書·葬事》，該件“秋擇日”“冬擇日”部分敘干支日葬埋之吉兇，多與建除十二辰、五姓搭配，如十月“丙寅日，火平，地下丙戌，此日殯埋、啟殯、斬草吉”，十二月“丙寅日，火除，地下丙申日金雞鳴，玉狗吠，此日殯埋，神靈安寧，子孫吉；啟殯、斬草吉。商、羽二姓用之兇”等等，但Ch.1282具體到后世子孫應得職官等級，這在敦煌所出葬書及相關文獻中則未見。三、其他吐魯番出土文書所見堪輿觀念
吐魯番所出堪輿文書的大致樣貌已如上述。還有一些雖不屬于堪輿文書，但能夠反映唐代漢地的堪輿觀念，顯示出其在吐魯番地區流傳的廣度。
第一類是道經。德國第二次吐魯番考察隊在吐峪溝曾發掘獲得一件道經殘片，編號為Ch.1002r（T II T 1005），現藏德國國家圖書館。這件殘片的一面為《太上洞玄靈寶無量度人上品妙經》，另一面為失名道書，內容如下：
LM20-1461-08-12：后兩件屬同一寫本，但不能直接綴合，中間有約一行的空缺。以上4片的文字均見于《大正藏》本《佛說安宅神咒經》（斜體為旅博藏品文字）：“敕諸守宅諸神及四時禁忌，常來營衛，使日夜安吉，災禍消滅。佛言：善哉善哉！當如汝說，吾自知時。爾時世尊，明旦敕諸弟子，可各整衣服，當入聚落，各持應器，往至長者子舍，飯食既畢，敷轉輪座，為諸長者說微妙法，令離怖畏，身心悅樂。……我今持諸佛神力、菩薩威光、般若波羅蜜力，敕宅前宅后、宅左宅右、宅中守神、神子神母、伏龍騰蛇、六甲禁忌、十二時神、飛尸邪忤、魍魎鬼神，因托形聲，寄名府（附）著。自今已后，不得妄嬈我弟子等。神子神母、宅中諸神、邪魅蠱道、魍魎弊魔，各安所在，不得妄相侵陵，為作衰惱，令某甲等驚動怖畏。當如我教，若不順我語，令汝等頭破作七分，如多羅樹枝。爾時世尊而說咒曰：南無佛陀四野，南無達摩四野，南無僧伽四野。今為弟子某甲承佛威力而說神咒……”余欣認為這段文字中的神祇全源自中國本土信仰體系，是從道教吸收的，可謂的論。他當時只找到了Ch.3009（T Ⅲ1120）這一件，所以結論比較謹慎，認為敦煌本和吐魯番本的差異雖具有地域性特征，但“未必敦煌流行的就是甲本，吐魯番流行的就是乙本”。現在有了旅博藏本，兩地傳本間涇渭分明的態勢更加明朗。至于為何會產生這種傳播態勢，敦煌本為何最后消亡沒能進入藏經體系，這還有待更多的材料才能作出解釋。另有一個現象值得注意，吐魯番文書中回鶻文《安宅神咒經》的數量遠超漢文。《安宅神咒經》為漢地疑偽經，且專門用于安宅之用，它被譯成回鶻文并流行，這說明九世紀后半葉以后，漢地的安宅等堪輿觀念已經被回鶻人所接受。第三類是世俗文獻中的入宅文、買地契。大谷5442，正面為佛教咒語，背面文曰：都筑晶子擬名“地相占（相宅）”，以之為宅經，似有不妥。此件中出現四神之一的白虎，又有“魯斑”、“卜宅”等字，確與宅第相關，但具體至“魯斑充匠，截割”這樣修造活動的在宅經中實未見。最關鍵的是第4行“各各壽命延長”一句，這明顯是愿文的常用句式。我們可以比較下S.5637《亡考妣文范本等》中的“入宅”：“其宅乃陰陽會合，龜兆相扶；八卦吉祥，五行通利；四方平正，八表堪居。離、坎分南北之堂，震、兌置東西之室。左青右白，妙愜乾坤；前朱后玄，雅合陰陽之道。加以卜兆清居，選祈福地。……惟愿金龍繞宅，玉鳳銜珠；地涌珊瑚，天垂瑪瑙。四王持劍，斬斫魔軍；八部冥加，殄除鬼魅。人增壽命，各保長年；憂患消沉，慶流后胤。”可以看到，除了“魯斑”外，大谷5442的其他元素在S.5637中均可找到，故此件更大可能是“入宅文”，是宅第興建好后喬遷新居的一個設齋啟愿的儀式，有關該儀式的探討，余欣已有專門研究，茲不贅述。與堪輿相關者還有陰宅買地契，吐魯番文書中有兩件。一件是烏爾塘1號墓所出“唐至德二載張公買陰宅地契”：1 維至二載歲次景酉朔
2 三月戊子，南陽張公謹
3 以清酌之奠，謹因今日今
4 時良功吉日，用錢五十千貫
5 文，帛練五十疋。謹于五土將軍
6 買宅地一段，東西南北各廿步。其宅
7 上至黃（皇）天，下至黃泉。一賣已后，不
8 得更相忓擾。其契付五土將
9 軍收領。
另一件是阿斯塔那506號墓所出“張無價買陰宅地契”：
1 維大歷四年歲次己酉，十二月乙未朔，廿日
2 甲寅，西州天山縣南陽張府君張無
3 價俱城安宅兆，以今年歲月隱便，今龜
4 筮協從，相地襲吉，宜于州城前庭縣界西北
5 角之原，安厝宅兆。謹用五彩雜信，買地一
6 畝：東至青龍，西至白虎，南至朱雀，北至玄武，
7 內方勾陳，分掌四域。丘承（丞）墓伯，封步累
8 畔。道路將軍，整齊阡陌。千秋萬歲，永無咎
9 殃。若輒忓犯訶禁者，將軍庭帳收付河伯。
10 今已牲牢酒飯，百味香新，共為信契。安厝已
11 后，永保休吉。知見人：歲月主者；保人：今日直符。
12 故氣邪精，不得忓擾；先來居，永避萬里。若
13 違此約，地府主里（吏）自當禍，主人內外安吉。
14 急急如律令。
陰宅買地券是中國古代葬儀中的重要環節，《重校正地理新書》卷一四“斬草忌龍虎符入墓年月”條引《鬼律》云：“葬不斬草，買地不立券者，名曰盜葬，大兇。”魯西奇將中國古代葬儀分為卜葬、下葬和謝墓三個環節：卜葬包括擇期和相墓；下葬包括立明堂、斬草、營墓、葬埋、鎮墓等步驟，其中最重要的是斬草，“而斬草儀式中使用的最重要的文本，就是買地券”。“張公買陰宅地契”相對簡單，全部是圍繞買陰宅展開，不管是地主（五土將軍）還是花費全部是虛指。“張無價買陰宅地契”的文辭與《重校正地理新書》卷一四“論斬草忌龍虎符入墓年月”所收買地券文樣基本相同，提示了之前已經完成擇期、相墓的步驟（龜筮協從，相地襲吉），雖然墓地四至、花費、神煞等亦是虛指，但葬地的位置（州城前庭縣界西北角之原）卻是真實存在的，說明墓地實指的重要性在唐中后期得到了提升。這種格式化的陰契的使用，是漢地堪輿觀念流傳的最直接體現。四、結 語
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漢文化的西漸”是一個重要的主題。具體到敦煌吐魯番學的研究，多年來，學者們已經從眾多方面闡述并論證中原文化在西域地區的流行及其影響，集中于中原的典章制度、漢文典籍、漢化佛教、道觀體系、習字等，不斷拓展并推進了相關領域的討論。本文則關注占卜文獻的流傳與使用，梳理了吐魯番地區出土的堪輿類文書。相較于敦煌堪輿文書，吐魯番的文書基本來自于墓葬、城址寺院遺址等，更加破碎，因此殘留的信息極為有限，我們只能得出一些大體性的認識。首先，吐魯番地區出土的堪輿文書的數量和種類遠遠少于敦煌，我們看不到相對完整的宅經、葬書類文獻。盡管如此，唐代漢地堪輿文獻在吐魯番地區得到了傳抄和使用，這是不爭的事實。其次，吐魯番出土的堪輿文書雖然不多，但可與敦煌堪輿文書互補，如葬書中擇日與具體事項的對應、“發故”的具體操作等，均是敦煌文書中所未見的，豐富了唐代堪輿文獻的內容。再次，唐代西州道教主要借助于官方力量而得以流行，以往認為其活動的最晚時間在大歷四年（769），德藏Ch.1002r失名道書則顯示，在高昌回鶻時期，當地仍有道教活動，只不過已經不是原來的經教道教的模式，而是符咒道教，吸收了漢地本土傳統神靈觀念以及堪輿思想。最后，《安宅神咒經》之類疑偽經被譯成回鶻文，這表明九世紀下半葉的吐魯番地區，漢地的堪輿觀念仍在傳播，其受眾已經超出了漢民的范圍，更加廣泛了。作者單位：首都師范大學歷史學院作者：游自勇來源：“首師大中國史學科”微信公眾號原文刊載于《敦煌研究》2023年第5期 最新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