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忽然理解了祖父時常念叨的傳承。“人在制物的過程中，總是要把自己和自己的手藝融到里頭去，在前人的基礎上，留下一點新的痕跡，這樣才不枉在世上走一遭。”

徐明安在自己的木雕工作室里接受采訪 。新京報記者趙蕾 攝

文｜新京報記者 趙蕾

編輯| 陳薇 校對｜郭利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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狗年正月初五，安徽省合肥市三河古鎮迎來開春的第一場雨。雨水洗刷著三河老街屋檐鱗次櫛比的灰瓦，水珠從瓦片末端垂直落下，在高低不平的青石板路上濺起一片水花。街上人三三兩兩站在屋檐下躲雨，抬頭便望見房梁上“仙子乘云駕鶴”的木雕。

沿路穿過兩條街道，便來到“廬州木雕非遺傳人”徐明安的工作室，一間200多平米的毛坯廠房。一進門，干燥的木頭味撲鼻而來，水泥地凹陷處散落著一層掃不起的木屑。

屋內的案子（桌）上，榔頭、鋼尺、圓鑿等凌亂擺著。另一頭，一塊長一米、寬一尺的暗紅色木塊表面，一副“三仙戲童子”的木雕初步成型。

今年50歲的徐明安自13歲起學藝，跟著祖父雕花，此后二十多年，憑著“靠手藝混飯吃“的想法，他走南闖北，見證著傳統手工藝的興衰。

10年前，大城市的機械化逐步代替手工制作，徐明安的思想也從“為別人打工”轉變到“將手藝傳承”。他帶著眷戀回到三河，接手古祠堂古建筑的修復工作。

他說，在外漂泊的那些年，最初的記憶時刻牽引著他：小時候，祖父總說，人這一生，能做好一件事足矣。這就是他現在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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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一副麻將8塊錢”

1983年，徐明安15歲，剛上初中。這一年，65歲的祖父剛迎來事業第二春。

祖父幼年跟隨皇宮里逃難的木匠學習手藝，二十歲出頭已是三河地區有名的木雕藝人。然而，文革的到來，曾讓傳統手藝人斷了生存之路。祖父一度丟掉30多種雕刻工具，十幾年沒敢再碰木雕。

文革結束后多年，祖父摸不清政策，只能“鋌而走險”偷偷接活。每天晚上七八點，有人將裹著幾層布的麻將送來，祖父在煤油燈下擺開136張磨損的麻將，用圓鑿將原先的字挖深，描清色彩，再晾干。

徐明安記得，那個年代，竹制或骨頭的麻將是人們休閑娛樂最主要的方式之一，一副新麻將要賣30元左右，修一副只要8元，更多人樂意把麻將送到徐家，“那時候，8元相當于近半個月的工資，自然修得起勁。”

每天晚上，徐明安在煤油燈下寫完作業，就幫祖父一起修麻將。幾個月后，他手摸到一張牌，就知道該刻“一萬”還是“三條”。

平日，祖父幫人做宗譜、牌位、為家具雕花，徐明安喜歡安靜地站在旁邊看，隨手遞一把木尺、鉛筆，再聽祖父傳授幾句要領。漸漸地，他按照祖父的要求，在紙上臨摹花草魚蟲的圖案，再拿木頭練手。

徐明安在木板上雕刻牡丹花。新京報記者趙蕾 攝

1988年，徐明安初中畢業，趕上安徽省建筑公司招木工，在祖父的鼓勵下，他索性放棄學業，應聘為第二批合同工。

因為腦子靈，手腳勤快，做的木質模具又快又好，徐明安兩年不到升為項目組班長，帶著手下10個人接活，一個月最多拿到300元工資，“都不知道怎么花”。

上世紀九十年代初，城市里的鋼筋混凝土樓房越建越多，對木工的需求也在逐漸減少，徐明安的工作轉為刷白墻、攪拌水泥，他萌生退意。1991年，施工隊內突發安全生產事故，一位工友的意外去世刺激他打破“鐵飯碗”的束縛，轉身投入到新行業。

“終究還是個手藝人”

“年輕時，認定手藝是為生存服務的，哪里認可度高、給的錢多，就去哪兒干。”徐明安思想單純、目的明確，就是奔著錢去。他很快在合肥市內的家具廠找到雕花的活。

他雕的仙子圖案、牡丹、菊花花型受到客戶的喜愛，各地的訂單紛至沓來，他常常掛在嘴邊的一句話便是，“等我做家具的單子一下就排到五個月以后，外地的客戶也愿意等”。

在市場經濟的萌芽中，嘗到甜頭的徐明安曾東拼西湊借了23萬租下廠房，準備帶著幾個徒弟大干一場。然而，1994年，幾個客戶卷錢跑路，他破產了，不得不背著17萬的債務隨著親戚去了西安，幾個月后轉而南下至廣東省中山市。

上世紀九十年代中期，中山市小欖鎮的紅木家具廠如雨后春筍般從地上冒了出來，徐明安帶著媳婦和弟弟住進了廠里。徐明安眼里，廣東是改革開放的前沿，又是講究風水和傳統的地方。

“廣東人重視民俗，凡事要討個好彩頭，雕花最喜歡龍鳳、麒麟、錦鯉等動物圖案，寓意吉祥如意、財運滾滾、前程似錦……”只要說起雕刻，徐明安的話匣子便會打開。

他沒有像其他南下的年輕人一樣享受新潮的生活，而是埋頭雕刻。還債的壓力讓他幾乎不敢離開廠房的操作間。

訂單積壓，廠里負責人連夜打電話催促，徐明安有陣子一聽到手機響就緊張得不敢接電話。

早上8點，他就坐到案子前，隨手拿起放下眼前四五十種雕刻工具，除了雙手用力，14個小時幾乎一動不動。為了將牡丹的花瓣畫得更大、將龍的鱗片刻得更密，他一個月總有七八天在熬通宵。

徐明安平日經常使用的30多個木雕工具。新京報記者趙蕾 攝

他喜歡被認可的感覺，也因此練就了嫻熟的技藝。一次，三家挨著的家具廠分別請湖州、東陽的木雕師傅和他給三家新建的別墅雕一對門神。三人同時開工，最后戶主認為徐明安雕得最生動，當場給了800元紅包。說起這段經歷，他總會抿嘴笑一陣。

他也學著設計新的圖案，比如“八仙斗酒”。呂洞賓是道士，性格穩重，表情要不怒自威；鐵拐李是瘸子，喜形于色，喝醉了想必是隨性大笑。他在木板上放飛自己的想象力，將靈感記錄在一幅幅木雕畫中。

只是現實的沖擊比想象中來得快。產業升級中，機械化生產不可避免地逐漸代替手工制造，家具雕花機、木工雕刻機等工具的生產運用加速了人力的淘汰。

徐明安早有預感，手藝活無法適應大批量的生產需求，大眾的興趣點也從雕花的精美轉向了家具樣式的翻新。

“而我終究還是個手藝人，不喜歡一個模子刻出來的產品。”徐明安不愿妥協。他懷念起家鄉一排排白墻灰瓦的老房子，有匾額、宗譜的古建筑，最終選擇歸來。

徐明安工作室所在的合肥市三河古鎮。新京報記者趙蕾 攝

“傳承是一種榮譽感”

徐明安祖父去世前，曾交代遺愿，希望家里每代都有人繼承木雕手藝。尤其囑咐徐明安，“要帶著自家兄弟做大。”

徐明安沒忘，卻又不敢時常想起。到底怎樣才算傳承手藝，他說不上來。

三河鎮的生活愜意且節奏緩慢。2007年，他回到這里，從每天焦慮的趕工中解放出來。

趕上2008年北京舉辦奧運會，開幕式上的中國傳統文化精髓展示和相關文化活動，將繼承和發揚文化傳統的話題推到公眾視野。

伴隨著人們生活水平的提升，傳統文化熱只增不減，修復古建筑、重新開發景區資源的議案屢屢被提起。徐明安心想，是時候更上一層樓了。

他帶著弟弟和小叔等10人成立了徐明安木雕工作室，并宣布，不再接受家具等小物件的木雕，以修復、重建古祠堂古建筑為主。

“徽派古建筑散落在安徽各地，光是肥東縣的古祠堂就有100多個，這是能干一輩子的活兒。”徐明安每年承接一兩個祠堂的修復工作，再配合政府建幾處景觀，他心滿意足。

2014年，肥東縣梁氏祠堂75歲的族長找到三河來，稱梁氏5萬多后代湊了一千萬，就想找個人把祠堂修成記憶中的模樣。

他告訴徐明安，祠堂建于乾隆甲子年間，不僅記載著家族歷史文化，更是激勵后代團結、上進的象征，他讓家里孩子不娶妻、不建新房也要先把錢湊齊了，“我要純手工的東西，不然可不給一分錢。”老人撂下話走了。

徐明安了解這所五開間三進祠堂的尺寸后，精細安排每一個木塊的榫卯結構。為了盡可能貼近原貌，他還閉門半個月，給大門左右兩側的房梁上刻了一對木獅。

族長驗收時，看到這對有著狗尾的獅子，激動地拉著徐明安說，“咱們徽派木雕的獅子都是以狗為原型，很難雕得像，你這是古董啊。”

徐明安心里暗自慶幸，三十年間沒丟過手藝，才慢慢領會到其中的內涵。他回憶這些年手感和觀感的變化，頓悟修煉技能的秘訣在做事的過程中。

“比如我刻一條舞動的龍，同樣是刻一道線，你照著描，大概差不多，但沒有靈氣、看起來就刻板。如果你想象端午節舞龍的畫面，用心體會、感受這條龍的律動，你能掌握手中的線從起點到收，這中間軌跡、力度的變化，流暢且一氣呵成，它肯定就靈動了，這個過程多美妙。”徐明安話音剛落，下意識地拿起毛筆在木板上畫龍。

同一年，徐明安的手藝“廬州木雕”被評上省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他又接連修了渡江戰役紀念館內的章氏祠堂、明光市九道灣公園的牌樓和涼亭、合肥濱湖公園的拱橋等。

2014年，徐明安的手藝“廬州木雕”獲得安徽省非物質文化遺產稱號。新京報記者趙蕾 攝

修復祠堂時，他忽然理解了祖父時常念叨的傳承。“人在制物的過程中，總是要把自己和自己的手藝融到里頭去，在前人的基礎上，留下一點新的痕跡，這樣才不枉在世上走一遭。”

徐明安覺得，祖父把這種手藝活帶來的榮譽感偷偷塞進他的身體里，時至今日，他終于意識到自己的價值，他準備再干十年二十年，直到握不住筆為止，“就這樣，我這輩子，就做木雕了。”

小時候，電視機里說：心有多大世界就有多大。

長大了，慢慢明白，走得到的地方是遠方，回得去的地方是故鄉。

離故鄉越來越近，“年味兒”才越來越濃。故鄉那層層疊疊的煙火、蜿蜒曲折的小路、熟悉的菜香，甚至偶起的幾聲犬吠，都是辭舊迎新的標配。我們離開故鄉在外打拼，回鄉的期待卻不曾停歇。

2018年伊始，我們再一次凝望故鄉。在那里，8年留學生度過了歸鄉后的第一個春節，大齡女人生下了二胎女兒，一個即將消失的村落拍下了一張全村福……

我們試圖呈現中國版圖上不同風貌的故鄉，從一個個故事里勾勒大變革時代的微觀圖景、尋找故鄉給予新時代奮進者的給養。我們記錄他們的故事，也是記錄社會發展的印痕和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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