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震夫婦在鐘期光墓前留影

說起來，人生有些遺憾，是走到白發蒼蒼才突然冒出來的。清明節臨近，又是一個為故人掃墓的日子。張震和馬齡松坐上南下的火車，兩人衣著整潔，神情帶著些許嚴肅和不容輕忽——八十多歲的他們，說不定這趟就是最后一次來看老友。可誰能想到，到了墓前，張震的心思竟不是單純的懷念，反而多了股說不上來的不滿。這情緒從他眉頭里鉆出來，整個人繞著墓碑走了兩圈，愣是一句話都沒說。

馬齡松看在眼里，自然是忍不住住嘴。“到底怎么了？”在外人看來，她這算是家常的一句關心，可對張震來說，卻是鼓足了勇氣開口。他指著墓碑，蹙著眉毛，好像一口氣沒順過來，“墓碑上，少了一個人。這凌奔，也是鐘期光一生的伴侶，也該在這里。”

張震這幾句話，其實不僅是給墓碑的，也是給多年情分的。外人可能不知道，他和鐘期光的來往，可不是普通的同事那么簡單。說是共患難的戰友，那是一次次的生死邊緣，一起熬過來的。年齡差不多，都是湖南平江人。碰頭，是緣分；并肩，是命運。你想，這些年大家混在革命隊伍里，誰身后沒有點故事？可到了掃墓的時候，莫名就容易戳到軟肋——有時候，是名字的問題；有時候，是忘記的問題。

老鐘，大家都叫他鐘期光。生在1909年，湖南的土孩子。說出來蠻唏噓的：17歲跟著紅軍混，用現在的話說那就是“早早走上不歸路”。他一路搞政治工作，干部長、主任、政委，一直到高級軍校、科學院，什么位置都見過。可聽說，三十七個行政職務，干了三十五個“副職”，幾乎沒正面領過隊。他就樂意做別人背后的二把手，輔助陳毅、劉伯承、葉劍英、粟裕這些大人物。鐘家那些孩子，后來談起爸爸，都是唏噓，”他不是那種喜歡往前沖的主兒。”甚至好幾年，外面的贊譽都說他“以實干家贏得敬重”。你要說圖名圖利，那可真不是他的路數。

如果說別人的成績，常常是大張旗鼓寫在史書里的，鐘期光的大半都是在別人光環下面默默添磚加瓦，說龍套也不冤。張震很看重他，說起來都是大伙子一起熬出來的軍隊歲月。粟裕也是老領導，私下跟人嘀咕：“政治工作都是他頂的。”不帶虛的。用他的話說，“很實際，很實在。”戰場上的人，最怕的就是花架子，可鐘期光絕不來這一套。

在北京，熟悉鐘期光的工作人員都記著：這人其實沒什么官腔，跟大家伙聊天都是家常話。有時候小兵遇上難處，他就掏工資幫一把，沒二話。也奇怪，那些年物資緊張，他還常常幫底下人。感情豐富，人也憨厚，大家都愿意親近他。到1991年那年春天，鐘期光終于走了，人都說“善人沒福”，其實更多的是那份淡然。

死后的事兒，鐘期光早就自己盤算好了。想安葬在江蘇——那是當年打仗的地方。結果找墓地又是一堆麻煩，他的孩子們轉來轉去，最后路過溧陽。地方書記楊大偉請他們吃飯，聊著聊著就說起墓地的事。“溧陽不挺好？離南京近，又是你父親當年轉戰過的地方，還有紀念館。”這話說得自然，晚飯一吃完，楊大偉直接帶他們去看了西山烈士陵園。地方不錯，風水、環境、管理都合心思。鐘家人一眼相中，“就這兒吧，父親在這里有歸屬感。”

其實還有另一個人，不能忘的，就是凌奔。她是鐘期光的夫人，比他早幾年走了。在陵園里，兩人合葬在一起，算是生死同穴。只不過，墓碑上只刻了鐘期光的名字，凌奔卻沒寫上。你說這種事，換個人可能一笑了之，可在張震心里，怎么都過不去。

那天掃墓，張震看了兩圈，越看越生氣。本來來都是懷念戰友的，可名字沒齊，就像有塊石頭卡心口。最后，實在忍不住，把陵園管理員喊過來。“凌奔的名字呢？也是老同志啊！”其實大家聽了都明白，這不是較真，是尊重。凌奔當年才十八歲就進了新四軍，入伍還不到兩個月就成了黨員。做的事，也絕不是一般意義上的“夫人”。組織、宣傳、武裝、建黨建政……你說哪個工作不危險？據說她好幾次就是命懸一線，能活下來，也算命硬。

咱們中國人講究“功過分明”，逝者也該講個公平。張震掃完墓，心里肯定憋著話。這世上的很多事啊，誰對誰錯、誰功誰過，表面上看著明了，回頭一琢磨，卻總有漏網之魚。這個墓碑，算是個提醒——叫人記住，那些名不見經傳的名字，很多時候才是真正撐起了歲月的人。

后來陵園管理人員自然把名字補回去了。但這個小小的細節，背后藏著多少故事？其實沒人講得清。有人說，“沒什么大不了的”，可只有經歷過風雨的人才明白，這些名字，是一輩子的共苦。

張震走出烈士陵園，天色已經暗下來，馬齡松扶著他，路上沒再多說什么。人這一生啊，誰能想到最后縈繞心頭的，竟是墓碑上的幾個字。我們常說，銘記歷史，其實很多時候記住的是人的小心思、小溫柔——也是一種溫暖吧？而那些被遺漏的名字，是不是也該在某處被溫柔地記上一筆，哪怕是清明一束花、一句閑話？這一點，倒沒人能給個定論。